帕斯卡尔的理论中，答案依旧附着在一个“超越性”的存在上，只不过我们并不是靠近它，而是让自己成为它，当中仍存在着一个信仰的中介。人类要通过履行自己的信仰以成就自我。这好像依然否定了人类自身的可塑性，只把人类放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跑道上，并以之为乐，路的尽头有永生吗？不重要，因为我们在自己的信仰上漫步着，用自己的信念改造这个社会。在这里的论述放在现代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陷。在缺少信仰，主张个性的时代中，我们要如何找到自己信念的事物？帕斯卡尔提供的，是无穷无尽的忧伤，他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爱，并认为人们最终的答案是信仰，而这，将导致敌人的出现。哪怕是声名显赫的人，其实私底下也都处境悲惨。在尚未到达终点的过程中（整个人生）每个人之间都是“笑容满面的敌人”。 帕斯卡尔认为我们不幸福，是因为我们与上帝的距离疏远了，卢梭则认为我们不幸福的根源在于我们离自己疏远了。帕斯卡尔认为自然已经堕落，唯有靠上帝救赎，卢梭认为人类已经堕落，得要靠自然救赎。帕斯卡尔与卢梭之间有一个共识：社会生活是丑陋的。无论是谁都无法在社会活动中得到安宁。我们对自身纯粹的爱变得不再令人信服，我们开始需要社会上的评价为自爱作作证，那么，自爱就被扭曲成了“自恋”。我们的自爱仍然存在，但可惜的是，它被外界的华美的辞藻淹没了。我们被这些词汇蒙蔽了双眼，让我们忽略了自爱原本就能带给我们的美好。随着自爱与自恋的分道扬镳越来越远，两者之间的距离令我们不再逾越，这便是“自我厌恶”的起源。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生活跟私人生活中切换轨道，社会化越重，我们就离自我越远，自我厌恶就会愈发严格。 卢梭思考到如若顺着这条路下去就会归于蒙田那般的消极避世，在孤单与社会生活中永恒无助地流转，自我分裂仍旧无法得到解决。卢梭自信地朝着当时的生活宣战，构想了一个全新的“公民”形象，一个不隶属于教会而隶属于城邦的公民。 卢梭的成果在于，他彻底否定的教会中构造的“人格化”上帝，人们无需以上帝作为自己的道德榜样，而是专注于人类本身。《社会契约论》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卢梭对政治赋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，在他眼里，政治有着最高的权力，人类中的一切事情（生活，包括灵魂）都与政治有关。良好的政体能让公民的自爱扩散到整个政治体。只要将自己看作是更大成分的一份子。爱国主义理念中，“自恋的力量”可以与“美德”相结合。 这恰巧是柏拉图式的政治转向马基雅维利式政治的转折点。人们以履行自己的信仰为乐，就意味着存在一个途径能够合法，合道德的方式来支配人们的生活——只要道德由政体来构造便可以了。 “好的社会制度，在于最懂得让人去自然化”。卢梭在《爱弥儿》中写道。文中他举了一个斯巴达母亲作为例子：在这位母亲看来，只有努力才会哀悼自己为祖国而牺牲的孩子。要在公民的正直中寻到满足，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消灭琐碎的情感。它所要求的是让我们去自然化。 卢梭曾在其它作品中用浪漫的色调描述自然，如今却踊跃地投入到反自然之中。这似乎有些诡异。但我们要认识到，这是卢梭一次酣畅的思想实验，他或许是将自己的思想，也完全投入到探索的过程中。 卢梭在真切地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，发现彻底去自然化的生活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。这种代价卢梭本人也不愿付出。卢梭因《社会契约论》而被迫逃离法国，躲在瑞士某座湖泊中央的圣彼得岛上隐居了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里，卢梭什么都没做。他在岛上闲庭信步，好奇地鉴赏岛上的植物。倘若累了，他便承小船去另一座小岛，坐在岸边看着海浪拍打水岸。这些轻度的活动令他“从未如此快乐过”。 书中提到这是“单纯存在的美好”，与蒙田那般的生活又撞上了。但相信卢梭自己也清楚，这种所谓的“自得其乐”，是一种谎言。政治的终点是寻找到“美好生活的方式”。这种精致的私人生活真的能从中获得幸福吗？蒙田也好，卢梭也罢，是被社会驱赶至这种地方的，在这之前他们不见得会主动拥抱这种生活方式。因此我很难接受这就是生命的答案。生活是物质的，灵魂是精神的，而社会是复合的，如果我们将美好生活的终点与蒙田生活做匹配，那么人类的社会将骤然坍塌。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被人称赞是令人愉悦的事情，获得友谊是美好的体验，在社会运动中我们同样可以获得幸福的体验。可同样的，社会中的谎言存在着一种令人沮丧的力量。如果我们完全坦诚地表达自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好友，那么这个世界上将一个好友也没有。我们即希望能完全坦然地面对自己，同时也期望着合群，以获得链接。To be or not to be, 精炼地概括了人道主义的核心疑问：如何在社会中构造起以自我为核心的价值体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