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装病也是常有的事情，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极其讨厌上学，我便想尽办法装病。装病干嘛？我也忘了，当时哪怕回了家也不能偷打电动，也没有朋友一起，大概是单纯想要一个私人空间缓一口气。六七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在装病这件事上得心应手，直到在校门口听见老师偷偷在说：反正这孩子总是装病。我好似领悟了什么一样，后来的日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大的掌控，能假想一个不存在的危险来欺骗心脏，让它把血液集中起来，从而降低体温。某次，探热针放在腋下十分钟后拿出来还是停在34摄氏度。我也把自己吓了一跳，莫非我真是病了？但我深呼吸，从装病的状态抽离出来，又感到自己的脸上暖了起来。我这才放下心。 下作，对，跟他们比我确实是下作的。海伦·凯勒，卢梭，尼采，梵高。以及想象中应如是的自我。我既不坚韧，也没有能把痛苦巧妙转换成经历的技巧。许多伟人并不忌讳痛苦，把其看作是“益虫”也大有人在，而我的田里没有种子，只有泥沙，生活就这么敞开大门被痛楚慢慢侵蚀。 我并非想论证“痛苦是有价值的”，但作为一个创作者，却不得不想入非非。一个人若是少了创作力，就少了再活一次的机会。若是我年老力衰，或是不幸患上重疾，我最为担忧的是自己的创作少了气力，而我却又不是一个坚韧的人。痛苦磨练不了我的意志，只会消耗我的心气。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加退缩。上面这件事上，或许只有一件事值得庆幸。我身上的青春还未殆尽，痛苦还未完全磨练完我的心气，面对生活我尚有力一战。 第二便说到育儿。孩子刚出生一无所有，直到三岁前都寄生在父母身上，不知疲倦地攫取周遭的经历。东摸摸，西碰碰，不满足了还要放到嘴里咀嚼。这大无畏的气势一到六岁就没有了。届时，他们已学会对家长察言观色，学会试探性地推进自己的触角，父母稍有不悦便怯懦了。 孩子怕痛，但他们大概不畏痛。而孩子的父母反倒不怕痛，而是畏痛。孩子玩砂锅被烫了一次，下一次还要继续试探直到再一次烫伤。这叫怕痛而不畏痛。而父母们在孩子们烫伤后反倒没有那么担心，他们更怕孩子的在苦痛之路上的试探过程。这叫畏痛而不怕痛。怕痛是面对生理体验上的本能，畏痛是对精神体验上的恐惧。人一旦有了恐惧，便不能忠诚地享受生活，得缩在安全区内唯唯诺诺。生儿育女便是将人生从多面向，减为单面向的过程。要想享受生活的人是顾不得孩子的。 现在的人们总说，生活跟生存是不同的，这是多面向生活跟单一面向生活的区别。若把人生比作一棵树，那么生命的延续（生存）便是主干，而生活的意义则是枝叶。一颗若只懂得发展枝干长高的树，会被农人挑来培育，经过大批机械化的种植，最终送进伐木场提供木料。若想要不被砍下，那便要想办法拓宽枝叶，增宽人生的宽度，哪怕有朝一日自己被砍下，那也算是结束了被培育的命运了。 害怕育儿，实际是畏痛。鲁迅曾被当时的人批评“为何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？斯亦卑怯也已！”对此，鲁迅是这么说的，“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。木皮道人说得好‘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’，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‘无枪阶级’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。” 人踏上苦痛之路不是自愿的，当中甚至还带有些家长制的意味。害怕育儿，是害怕自己跟孩子成了共轭家长。彼此扼着咽喉，谁都松不了手。有些事情还是在我这儿终结就好了。 我一说这种话，就又回到“下作”这一话题上去了。但我想，这些不着调的文字、观念大概是不会被攻击的。生育率高的时候“你不生有的是人生”，生育率低的时候“反正大家也不生”。大多数伟人，是在生命中的某个面向走到极致了，以致其所承受了全人类的苦痛，玛丽·居里长时间暴露在放射性射线下罹患贫血，成果让无数后人享受。倘若居里夫人倒在黎明前夕，那她的苦痛便得不到理解，历史上的名号最终会被其继任者夺取，她却为别人做了嫁衣。世上研究员们大多是这个使命，他们所承担的苦痛与伟人们并无二致，因而伟大的并非是苦痛，而是人类生命中那熠熠生辉的光，得以在寂寞的生命中默默耕耘的耐心。 而我，不过是既想要伟人的待遇，却又不想承担伟人的代价的一种下贱者。这是我这名尤其下作的群众所想要的生活。